【红色记忆】凤凰的“刘胡兰”——记戴钟萍烈士抗战期间，共产党员戴钟萍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她牺牲时年仅19岁，被誉为凤凰的“刘胡兰”。 1922年，戴钟萍出生在凤凰县镇筸城沙湾的一个名门世家，祖父，辰沅永靖兵备道秘书长；父亲戴德滋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同盟会会员,国民党独立第十师参谋长；伯父戴文垣，湘西护国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二叔戴恢垣，独立第十师团长，沅泸警备司令；三叔戴斗垣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将师长。
戴钟萍是家中独生女，族人莫不爱如掌上明珠，但戴钟萍并无娇气，从小爱与街邻伙伴为伍。 1935年，戴钟萍随父到长沙，就读于周南女子中学，还未毕业，又随父亲到沅陵，就读当地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她立志献身教育事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七七”事变以后，大批东北和其他沦陷区的难民向湖南、湘西涌来。
眼看国土沦丧、同胞流亡，青春年少的戴钟萍无限悲愤涌上心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春，父亲病危，戴钟萍白天读书，晚上照料父亲。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她从沅陵迁回凤凰镇筸城。
母亲要她在家守灵三年，可是不到三个月，戴钟萍就活跃在街头，参加宣传抗日，和难友们到处传唱催人泪下的抗日歌曲。 1939年初，中共凤凰县委成立，年方17岁的戴钟萍，积极参加宣传、募捐、安置难民等社会活动，表现突出，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曼云”，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和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 戴钟萍配合21岁的中共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在凤凰开展宣传革命理论、创办革命刊物、教唱革命歌曲、张贴标语、画壁画、办墙报、表演话剧、集会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对教师和学生、工人、农民、城镇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号召民众“三坚持、三反对”，即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由于戴钟萍的家庭家族在当地举足轻重，她参加的抗日宣传工作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国民党当局对她十分忌恨，家族中的封建遗老也非常不满，横加指责。
母亲爱女心切，暗地里劝她，女孩子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当众讲演，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声誉。她耐心地对母亲讲道理： “先有国，后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国家被日寇灭亡了，我们都成了亡国奴，那还有什么家呢？” 在她的宣传和影响下，凤凰县一批优秀青年走上进步的道路。
她带领出身名门的谭世英完成党的任务，经受斗争锻炼，加入了党的组织。女党员杨惠卿克服家庭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戴钟萍还利用自己“戴府小姐”的名衔，较多地联系一些富家子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路歌》《黄河颂》等，鼓动他们走出深宅大院，投身抗日大潮，为国家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人生更加充实向上。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国抗日形势随之逆转，凤凰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39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唐知白和戴钟萍等一批共产党员遭到暴露。 湖南省主席薛岳接到密报后，在《省政府密令》中指出：凤凰共产党分子戴钟萍等在该县吸收男女青年活动积极。命令有关军政当局采取严厉措施镇压。
鉴于戴家身份特殊，反动势力一时有所顾忌，没有立即行动。有同情革命的热心人士设法要戴钟萍离开凤凰到乾城国立八中高中部去读书，可八中校长却因“共党嫌疑”而拒绝接收她。
这一期间，戴钟萍正在城郊长宜哨，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利用课堂和家访，深入苗汉农民家里，宣传抗日救亡，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长宜哨地下党支部。 1941年2月17日，陆军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和第九区保安司令戴岳会签密令，着凤凰县长李宗祺逮捕戴钟萍。 2月27日清晨，大批军警人员荷枪实弹，直奔沙湾，包围戴氏住宅，逮捕了戴钟萍。母亲见状号啕大哭，戴钟萍安慰母亲： “不要担忧，女儿的一切行为都是光明正大，我是无所畏惧的，希望你多多保重。
” 几天后，戴钟萍被押解到沅陵第十军军部。 审讯时，李玉堂说，只要你能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写下“悔过自新”四个字，就可以恢复你的自由。
可是，戴钟萍说： “我所作所为光明正大，无过可悔。” 敌人对戴钟萍百般诱骗和残酷折磨，戴钟萍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漏党的秘密，也没有半点奴颜婢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41年3月28日深夜，星月无光，戴钟萍在沅陵五里亭刑场被秘密杀害。临刑前，戴钟萍对敌兵说： “我死，你们不要用枪打，留下你们的子弹去打日本强盗！” 随后，被刽子手们用拳脚打倒在地，抬一大包石灰压在头上，活活窒息而死。年轻的她仅仅只有19岁，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湘西牺牲的众多共产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今天，戴钟萍烈士的英勇事迹已为凤凰人民所牢记，她的雕塑也永远镌刻在凤凰南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每年、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和凤凰市民去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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